“入学即就业，还带编制”，如此小众的形容，有一天竟然用到了考古专业上。

放在几年前，高分考生报考考古学还是桩大新闻，人们往往要争论高考志愿该选“热爱”还是“钱途”。随着考古文博类纪录片、综艺节目热播，以及各式博物馆网红文创的出圈，这个冷门专业正在悄悄变热，部分省份“文物全科”公费定向招生计划颇受关注。在社交媒体上，也不乏年轻人兴致勃勃地发帖表示想学考古。

但考古从来不是外表光鲜亮丽的职业。田野发掘时的“灰头土脸”，并不仅仅是一个苦中作乐的段子。大多时候，考古工作者挖到的都是古人的“生活垃圾”，他们要耐着性子整理各种各样的文物碎片，编撰枯燥的考古简报、报告。而博物馆里那些价值连城的精美文物，是堪比抽卡游戏里SSR的存在。

二里头遗址（约前1750一前1530年）出土的嵌绿松石兽面纹铜牌饰。（图/IC photo）

当人们参观博物馆时，没有一件文物会特别标明是谁发掘的、谁修复的。在考古学史的资料里，也少有关于普通考古工作者的记录。知名考古学者许宏曾感慨，想要认识鲜活生动的他们，几乎是一种奢望。

许宏考虑过要书写考古工作者，但苦于精力不济，止于念想。没想到的是，他的博士生张飞接下了这个任务。在繁忙的学业之余，张飞访谈了二里头遗址十余位技师、民工、村民等，最终结集成《我在二里头考古》一书。

近日，张飞接受了新周刊的采访，再次讲述普通考古人的故事。

张飞1993年出生于安徽农村，从小喜欢历史，高考志愿却填报了政治学，因为家人误以为这个专业适合考公务员。读本科时，他在纪录片里看到考古学家的故事，萌生了报考考古学的想法。“当时一头热，觉得人生短暂，还是要追求自己喜欢的东西，没有考虑好不好就业。”

2016年，张飞顺利考上了山东大学的研究生。硕士导师陈雪香对这个跨专业的学生很好，在他入学前就推荐他去高青狄城遗址实习。和许多初出茅庐的实习生一样，在工地上不慎犯错时，张飞觉得自己破坏了历史遗迹，简直“罪大恶极”。当时，他十分郁闷地问带队老师：“一个智商有问题的人，以后还有可能成为合格的考古人吗？”

考古人日常“挖土”。（图/受访者提供）

带队老师问清楚事情经过，宽慰他问题不大。为了鼓励他，老师讲了个不太聪明的普通人成为考古学家的故事。等张飞正式学习了考古学以后才发现，老师说的那个人其实是天才。

硕士即将毕业时，张飞考虑到自己的本科不是考古学，读研期间积累的经验也不多，直接就业的话不容易找到喜欢的田野发掘工作，于是选择继续深造，考上了许宏的博士生。

张飞第一次来到二里头遗址是在2019年，随老师一同参加二里头科学考古60周年的学术会议。当时学者们聊到学术史，许宏与赵海涛都感慨关于考古人的记录非常少。张飞恰好和他们在读同一本书——《殷墟发掘员工传》，心中激起了一丝涟漪。

在考古现场，学者、学生、技师、民工一同工作。（图/《发掘记》）

一般考古工地的探方基本都是25平方米的，但二里头遗址因规模庞大，大部分的探方在100平方米及以上，对实习生来说，很难快速上手。2020年来到二里头遗址实习后，张飞忙于田野发掘、写论文，一度放下了写“员工传”的想法。

那年冬天，一位名叫郭振亚的大叔来工作队探望许宏，他是二里头遗址第一件青铜爵的发现者，曾担任村干部，与历任四位考古队队长都是好友。郭振亚与许宏聊到了很多往事，又激起了张飞的写作冲动。张飞向老师表示，他愿意对二里头的考古人进行访谈，书写他们的故事。

硕博期间，张飞以一年一到两次的频率，共计在七个遗址做长期实习，可以说是“应届毕业，有三年工作经验”。几次实习下来，张飞也在二里头遗址前前后后待了近两年，他挤出时间完成了任务，在博士论文答辩前交出了书稿。彼时，他还不知道自己毕业后能顺利考进中国社科院考古所，以为自己也许从此没有机会再来二里头遗址。

考古学家石璋如在写《殷墟发掘员工传》时，除了书写技师民工们的贡献，还记载了他们的个人故事。张飞也希望能在书中记录与考古有关的“芸芸众生相”。

许宏全程放手让他去做，但张飞很快发现，自己把写访谈录这件事想得简单了。夏商分界是中国考古学术史上争论时间最长、参与人数最多、发表成果最多的课题，其围绕的核心就在于二里头遗址。在访谈之前，他需要查阅大量的资料。

乳钉纹铜爵，二里头遗址出土的第一件青铜礼器，也是我国目前发现的时代最早的青铜爵。（图/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官网）

1959年5月，考古学家徐旭生从登封到偃师，一路进行“夏墟”调查，在村民的帮助下第一次发现了二里头遗址。文物保护员郭振亚根据徐旭生的日记，走访调查后找到了当年为其引路的人。张飞在书中写下他们的名字：文化馆干部高文让、上交第一件文物的村民赵法在。

自徐旭生初次探访二里头，已经过去六十多年，遗址的存在早已影响了当地的文化。在其他地方，考古人经常因为占地问题需要与当地居民沟通，容易产生纠纷。但在二里头，村里的围墙上写满了文物保护的标语，村民们都非常理解和支持考古工作。

一听到新来的学生是考古队员，村民就会热情地打招呼。还有不少村民经常从家里带各种小吃、点心来工作队分享。领队赵海涛说，他们是“全中国最好的村民”。

一张考古队野外调查的旧照，左起赵静玉、郭淑嫩、许宏、王法成、赵海涛。（图/受访者提供）

而这些年，考古队的工作者也帮助不少村民步入了考古行当，改变了他们的一生。

20世纪80年代，有位叫王丛苗的女孩刚刚高中毕业，请假的表姐让她代替自己给队里做饭。她对表姐说：“我什么都不会，做饭做得不好吃。”表姐的回答带了些幽默，她说没事，考古队的人对吃饭要求不高。

没想到，王丛苗旁观考古队干活，自己也萌发了兴趣，加上为人比较实诚，技师们推荐她留下来。后来，当时的队长郑光给了她去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培训的机会。如果没有考古队，像她这样的孩子，如今可能成为农民或家庭主妇。王丛苗在二里头遗址工作30年，做到了高级技师，前些年还当选为河南省人大代表。

张飞的母亲是事业型女性，所以在访谈时，他很关注考古人平衡家庭与事业的困难。一些女性技师除了工作，还要兼顾家务、教育孩子，有时不得不带着小孩来工地干活。此外，还有婆婆反对儿媳考古、丈夫无暇管孩子……这些女性考古从业者的苦涩与收获，张飞都一并如实记录。

王丛苗手把手教学生绘图。（图/受访者提供）

田野考古其实是枯燥的，有时候遇到难解的问题会非常郁闷，如果考古工作者没有其他爱好来排解烦忧，很可能难以坚持。技师王宏章就购置了一套移动卡拉OK设备，常在休息时邀请工作队的学生和他一起唱。

张飞下定决心记录基层考古工作者真实可爱的一面后，经常寻找机会在工地上和技师、民工们聊天。由于日常发掘任务繁重，正式访谈往往约在深夜。有些民工最初不愿接受采访，得知是领队批准的，不会耽误工作，才答应下来。

张飞还决定为受访者提到的每一位考古人写下注释，记录他们的生（卒）年份、曾在哪些遗址工作。虽然无法采访所有人，但他想尽力在角落里留下有人存在过的痕迹。查找名人的资料很方便，但要找到普通技师的生平信息并非易事。他们是容易被忽略的群体，虽然深度参与考古学术报告的绘图、核对工作，却很少有人能留下名字。

除了发掘清理，技师还要辨识陶片、画器物图。（图/受访者提供）

比如王丛苗提到的对她帮助很大的屈如忠，是二里头遗址的第一代技师之一。张飞通过在安阳时认识的技师找到了屈如忠的后代，结果连他们都记不清他的生卒年份。张飞几乎放弃了，最后，在成书阶段，河南文艺出版社的编辑找到安阳考古工作站的站长，才问到了信息。

哪怕只是寥寥几笔的注脚，一个普通人得知自己被写进一本书里，也足够令他们感动。当张飞联系到技师冯九生时，他说：“没有想到还有人愿意记录我。”另一位技师王相峰在收到书时，开心到连说多个“太好了”，更是给家人朋友都送了书。

互联网流传着一则与考古人交流的“规则怪谈”，其中第一条就是“不要提《盗墓笔记》”，因为考古人与盗墓者不共戴天。影视作品和小说里的盗墓看似很酷，但真实的盗墓仅以寻宝为目的，完全不考虑历史文化价值，甚至会破坏墓葬的原始信息。

“很多人说考古是官方‘盗墓’，二者其实完全不一样。考古是为了获取更多过去时代的信息，没有利益的考量。”张飞强调。

尽管如今二里头遗址几乎没有盗墓现象，70多岁的民工郭万仓还是自愿承担起夜间保安的工作。遗址上安装了摄像头，也会有专人巡逻，但若挖到重要的东西，工作队还是会支起帐篷，派人彻夜看守。几个人一起在野外守着，看星空、聊天，忙里偷闲，苦中作乐。

二里头遗址出土的龙形器，长达60多厘米，由2000多片绿松石组成，堪称中华民族龙图腾最直接、最正统的根源。（图/《何以中国》）

考古发掘时，有时还会挖到祭祀坑。张飞经常想，这些躺在坑里的人曾经潦草地结束了短暂的一生，但他们不会想到，三千年后有人把他们挖出来，通过研究他们的骨骼，把他们是哪里人、活到什么年纪、生前吃了什么东西、得过什么病都还原出来。

交出《我在二里头考古》书稿后不久，张飞完成了博士论文，主题是二里头都邑陶器的生产与消费。工作后，他被分配到二里头遗址，又幸运地和他所记录的人们重聚。

持续发掘65年以后，学界已经对二里头遗址有了进一步的认识。以前，人们认为它仅仅是九宫格式布局，现在已经证明是多网格式布局，在二里头之前的所有遗址都不像它这般井井有条，足以说明它的重要性。

300万平方米的二里头遗址，至今只发掘了5万多平方米。（图/图虫创意）

但这65年间，考古工作者仅仅发掘了二里头遗址不足2%的面积，还有数不清的问题等待解答。

在二里头遗址出现前的龙山时代，生活在此的人类很少，遗迹稀疏。然而到了二里头遗址所在的时期，这里突然兴起了300万平方米的大都市，很有可能是一座移民城市。移民到底是哪里来的？城市里的珍贵资源如绿松石、铜器、陶器、动植物，不可能全部是本地生产的，又是从何而来？

二里头到底有没有文字？这一问题是确认“二里头是否为夏都”的关键。遗址至今还未出土文字，有人认为，也许是文字没有留在能保存下来的介质上。有学者表示，人人争说夏文化是不严肃的，但张飞却觉得，“这是我们共同的祖先和历史”，所以他有意在访谈时问了每位受访者同一个问题：“你认为二里头是不是夏都？”

一代又一代人接着挖下去，对个人而言，也许穷其一生都得不到答案。许宏经常说：“我们永远也不可能获知当时的真相，但仍怀着最大限度迫近真相的执着。”张飞深以为然。

《我在二里头考古》

张飞 编著

河南文艺出版社，2024-10

考古学家俞伟超在田野发掘时，会像教学生一样向当地农民普及考古学知识。许宏在担任二里头遗址考古队队长时，常常参与公众科普讲座。张飞觉得自己尚在积累知识的阶段，但在将来，也希望和老师一样参与公众考古普及活动。因为考古从来不是闭门造车，需要社会各界的理解与合作。